江西省博物館籌建于1953年，是江西全省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全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60多年來，江西省博物館歷經(jīng)八一廣場老館到新洲路館到贛江北大道新館。新館為江西省文化中心三大館之一，以方盒為建筑原型，寓意為寶盒，共6層，建筑面積8.6萬平方米，展陳面積2.8萬平方米。

(資料圖)

江西省博物館匯集了江西各地發(fā)現(xiàn)的珍貴歷史文物和古代藝術(shù)精品，是全省收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館。藏品總數(shù)約為58916件(套)，其中一級文物370件(套)、二級文物1063件(套)、三級文物9220件(套)、一般文物48263件(套)。藏品類別有青銅器、瓷器、書畫、革命文物、雜項等，以青銅、陶瓷類文物最具特色，數(shù)量多、品位高，在全國省級博物館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館內(nèi)有哪些鎮(zhèn)館之寶呢？

一、商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甗

商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甗（yǎn）出土于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此墓為修護贛江大堤時意外發(fā)現(xiàn)，后經(jīng)專業(yè)人員科學發(fā)掘，這座墓是一處屬于吳城青銅文化的商代中晚期大型墓葬，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在近40平方米的墓室中，出土的珍貴文物共1500余件，其中商代青銅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356件，骨器5件。在這些文物中國寶級文物5件，國家一級文物23件。文物中以青銅器最為引人注目，其數(shù)量之多、造型之奇、紋飾之美、鑄工之精，為全國所罕見，被專家稱為“江南青銅王國”。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發(fā)掘，一舉改寫了商周時期被稱為蠻夷之地的江南歷史，充分證明遠在三千多年前贛江——鄱陽湖流域就有了高度發(fā)達的青銅發(fā)明。它的發(fā)現(xiàn)，是我國江南考古的一項重大突破，被列為“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和二十世紀全國百年百項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

鹿耳四足青銅甗為商代器物，通高 105厘米，鬲高 39.5厘米，甑口徑 61.2厘米，重達78.5千克。甗是商周時期流行的蒸食器，由上下兩部分組成。上半部是甑（zèng），就是籠屜，甑底部本身就是網(wǎng)眼，用來放置食物，可通蒸汽；下半部是鬲（lì），樣子像鼎，足部中空，用于煮水。

此青銅甗的甑與鬲連體，束腰分界，今內(nèi)箅不存。甑盤口，呈臺階狀，圓唇寬沿，大方形立耳，植于盤口上，深斜腹。鬲分檔較高，四足中空，足上部呈袋狀，下為圓柱形，足底外鼓。雙耳外側(cè)環(huán)飾燕尾紋，耳上各立一幼鹿，口沿外側(cè)飾斜角式目紋一周，甑腹上部飾四組上下界以連珠紋的環(huán)柱角獸面紋，以細棱作鼻，圓角方形乳釘凸目，展體，尾上卷，背脊上飾刀羽狀紋，三組獸面紋之間以勾戟狀凸扉棱為界，下腹部素面；

鬲是由四個帶狀的立足組成，通體飾四組浮雕式牛角獸面紋。

此甗為存世最大的青銅甗，有“甗王” 之譽，世之孤品。四足的設(shè)計獨一無二，增加了甗的穩(wěn)定性 , 也增添了器物的莊重感。除耳上立鹿之外，器體一次渾鑄成形，體現(xiàn)了南方商代高超的青銅鑄造技術(shù)。

在遠古時代，鹿被認為是具有神性的動物，可以助巫溝通神靈。人們出于對鹿的崇拜，創(chuàng)造出各種鹿的藝術(shù)形象。青銅甗立耳上的一對小鹿表現(xiàn)出鹿之神性。該青銅甗的鹿形象是商代南方鹿神崇拜意識不斷積淀的結(jié)果。

二、商雙面神人青銅頭像

雙面神人青銅頭像為商代文物，1989 年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出土。器物通高53.0厘米、角距38.5厘米，重4.1千克。商雙面神人青銅頭像采用泥范分鑄而成，頭像中空扁平，雙面人首造型，兩面相同對稱，額部寬，頜部窄，呈倒置的等腰梯形。

眼窩下凹，眼球圓凸，內(nèi)開圓洞。嘴張齒露，中齒鏟形，側(cè)牙勾卷。

旁安兩耳，頂插雙角。上管下銎，管銎相通。頂上圓管可插羽冠，下部方銎能裝木柄。面容神秘詭異，威嚴恐懼。

上管圓、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圓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貫通天地的能力，反映了商代南方獨特的信仰崇拜。

商代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并非可以佩戴的面具，而是雙面造型，所以不少學者認為，這件頭像是王權(quán)的象征。青銅時代王的權(quán)威是全方位的，天圓地方的造型代表這是上天賦予的神性。它造型獨特，是迄今所見唯一的雙面青銅頭像。它體現(xiàn)了人性與神性完美的融合，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內(nèi)涵豐富，反映了商代南方獨特的信仰崇拜。

三、商伏鳥雙尾青銅虎

伏鳥雙尾青銅虎為商代文物，距今三千多年，1989出土于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器物通長53.5厘米，通高25.5厘米，體寬13.0厘米，重6.2千克。因“雙尾曲卷、背伏小鳥”的獨特造型而得名。

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為國家一級文物，是商代青銅藝術(shù)的輝煌之作，也是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銅虎。青銅虎虎軀體碩大，器物為立體圓雕，內(nèi)空無腹底。虎整體呈伏蹲欲縱之態(tài)，虎首抬頭平視，雙目圓凸，直背，凸脊，腹部略垂。

虎面相神異，張口露齒，獠牙尖長，虎眉粗大，兩耳豎起。虎周身遍飾花紋，虎身遍飾花紋，臉、腹部飾卷云紋，背部則飾云雷紋，鼻面、正脊、尾部與四腿下部飾變形鱗紋，四腿上部則為醒目的雷紋。

在寬厚的虎背上伏臥一只小鳥，尖喙圓睛，豎頸短尾，頗為玲瓏可愛，悠然自得的小鳥與王霸氣象的猛虎形成了強弱動靜的鮮明對比。綜合觀之，商代伏鳥雙尾青銅虎體量大，形象生動，造型奇特，內(nèi)涵豐富，具有濃郁地域特色，堪稱商代青銅藝術(shù)杰作。

四、商活環(huán)屈蹲羽人玉佩飾

活環(huán)曲蹲羽人玉佩飾為商代文物，1989年出土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佩飾通高11.5厘米、身高8.7厘米、背脊厚1.4厘米。葉臘石類質(zhì)，色呈棗紅。羽人造型，作側(cè)身屈臂蹲坐。首如鳥形，圓眼粗眉，嘴微微張口，“C”形大耳，頂上扉棱狀的高凸冠，頂后部連系三個相套環(huán)形成的短鏈。身亦人亦鳥，體形如人，兩臂屈于胸前，拳心朝內(nèi)，雙膝彎曲蹲坐。身體兩側(cè)各雕一翼，脊背雕刻層疊的羽紋。

此佩飾造型神秘，形象生動，亦人亦鳥，是迄今發(fā)現(xiàn)最早的玉“羽人”。屈蹲羽人活環(huán)玉佩飾”掏雕高超，三環(huán)相扣，是最早的活鏈玉器，在中國玉器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它開啟了兩周玉佩活環(huán)技法的大門，為明清玉器活環(huán)長鏈流行的源頭。其軀干圓雕成形，冠后連接的活鏈則綜合運用鏤空、掏雕等技法成形。

玉器的掏雕技術(shù)，最早出現(xiàn)于商晚期，需要勾鉈、細尖頭棒、釘鉈、搜弓子等專業(yè)工具。工匠將羽人身后多余的玉料琢成形狀、大小、粗細幾乎一樣，又靈活自如的三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活鏈。活鏈設(shè)計構(gòu)思巧妙，制作難度極高。長鏈方便佩掛，也是特殊裝飾。

羽人是指傳說中身長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飛的人，源于中國古代早期的神仙思想。最早見《山海經(jīng)》記載，書中描寫到了“羽民國”和“羽民”形象，并指出它的位置應在中華大地的東南和南方。

其實早期的羽人并非說的是那些修練得道的神仙，而是作為簡單的原始崇拜。鳥圖騰崇拜，在我國淵源很早。遠古許多氏族以鳥類為名，如少昊部就有鳳鳥氏、玄鳥氏、青鳥氏、丹鳥氏等。在新石器時代，如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等都有出土不少鳥形器或玉鳥，但特別盛行是在我國的東南和南方地區(qū)，即歷史上的百越分布地區(qū)。新干的玉羽人正是史前東南地區(qū)鳥圖騰和崇拜在商周時期玉器上的一種遺俗和變異，它表現(xiàn)出一半是鳥，另一半是人的怪異形象，把所謂的“亦人亦獸”的“羽人”作為神人加以頂禮膜拜。戰(zhàn)國末年，隨著神仙方士集團的形成，古人逐漸將神仙想像為全身長滿鳥毛的羽人形象，并把“羽人”與飛升成仙的信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從秦漢后，羽人就特指能夠飛升的神仙——飛仙；東漢末期，道教誕生，神仙體系被納入道教思想，而道教的世俗化，也使神仙從與世隔絕、長相怪異的羽人形象向凡人形象過渡的歷史進程加快了。

五、東周云紋獸首提梁黑陶盉

東周云雷紋獸首提梁黑陶盉于1979年在江西省鷹潭市龍虎山崖墓出土。黑陶盉通高19.8厘米、口徑7.2厘米、足高5厘米。

此器為陶質(zhì)酒器。扁圓體，斂口，配蓋，蓋似圓餅，鈕作環(huán)形，鈕座飾Ｓ紋，并有凸起的綯索紋兩周，腹與蓋面紋區(qū)內(nèi)刻有云雷紋，中腹刻一周變體Ｓ紋，腹下有獸蹄形三足，平底。

此盉仿銅器造型，弓形提梁，頂部兩端飾鋸齒扉棱脊，脊面有漩渦，一端乳突雙角，另一端Ｓ形卷尾；腹上塑獸首為流，梁后腹上有突出卷尾，前后呼應。提梁看似為一單獨獸形，實與前獸首、后卷尾構(gòu)成完整的蟠曲神獸。

東周云雷紋獸首提梁黑陶盉造型構(gòu)思獨特，是青銅文化與黑陶的有機揉合器，文化內(nèi)涵豐富。且制作工整，形體優(yōu)美，集刻、劃、捏塑等裝飾手法于一體，巧奪天工，極為罕見。同時具有濃厚的地域時代特色，是研究東周時期長江以南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和生活習俗的重要實物資料。

六、北宋吉州窯黑釉樹葉紋碗

吉州窯黑釉樹葉紋碗為宋代飲茶器，于1962年江西南昌市征集而得。吉州窯黑釉木葉紋碗高5.5厘米，口徑14.8厘米，底徑3.8 厘米。碗呈斗笠形，為宋代盞的典型式樣。表面施黑釉，釉色晶瑩渾厚。內(nèi)壁裝飾一片大樹葉，從中央向口沿展開，樹葉紋理清晰細膩，呈現(xiàn)出自然意趣和詩意盎然的藝術(shù)效果，令人嘆為觀止。

木葉盞又稱“樹葉盞”，是吉州窯傳統(tǒng)制瓷技藝的代表性作品。制作時，先在胎上施一層黑釉，然后在經(jīng)過特殊處理的樹葉上施一層淡釉，再把樹葉貼在黑瓷坯體上，燒成后即成為木葉紋。木葉有半葉、一葉，也有二、三葉疊加。所用葉子有人認為是桑葉，也有人認為是菩提樹葉。有句話說“世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所以木葉盞也不會有相同的兩只杯子出現(xiàn)。被譽為“木葉無雙”。但是木葉盞由于其工藝的復雜，對火候掌握的要求非常高，燒制成功的比例極低，所以尤顯珍貴。唐宋時，流行茶道，喜歡“斗茶”，用發(fā)酵過的茶餅 搗碎放入碗中，沖熱水后即有白色泡沫浮起，所謂斗茶先斗色，而黑色茶盞最宜襯托白色泡沫和觀察茶色，故而大受歡迎，燒造工藝也不斷進步。但這種制作工藝很少流傳下來，對于它的研究也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

吉州窯位于江西省吉安縣永和鎮(zhèn)，宋時吉安隸屬東昌縣范圍，又稱吉州，吉州窯因此而得名；又因為是在永和鎮(zhèn)，故又名永和窯。吉州窯即是中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的民間窯場之一，也是宋八大窯系之一的著名窯口。它始燒于唐代末年，鼎盛期是從南宋至元代的初、中期，衰落于元代末期。吉州窯所在地雖沒有優(yōu)質(zhì)瓷土，但能在產(chǎn)品的種類和裝飾上下功夫，以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立于陶瓷業(yè)數(shù)百年。吉州窯產(chǎn)品很豐富，有青釉器、印花白釉器、白釉釉上黑褐彩繪器、綠釉器、黑釉器等；裝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有印花、剔花、彩繪、剪紙貼花、堆塑、木葉紋等，其中又以黑瓷最為有名。

中國黑瓷在日本又稱天目。相傳宋、元時期，在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把從浙江天目山得到的福建建窯黑釉瓷盞帶回國去，遂稱之為天目。日本人按不同的花紋和色澤把黑瓷分為油天目、玳瑁天目、木葉天目、珠光天目等。他們還把日本自己燒的黑瓷稱為瀨戶天目，朝鮮燒的黑瓷稱為高麗天目。

七、元青花釉里紅堆塑樓閣式人物谷倉

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為元代文物，1974 年江西省景德鎮(zhèn)市郊凌氏墓出土。該器通高29.5cm，橫寬20.5cm。為谷倉模型。倉為樓閣式，上下二層，樓面錯落，中高側(cè)低，重檐廡殿屋頂，紅柱琉璃瓦。廡殿頂正脊中間飾紅色蓮苞一株，復瓣座，圓苞蕊， 兩端各有一塑座獅吻。側(cè)旁屋頂斜出三面，上置蓮花座頂。

倉頂四角均塑成卷云形。底層四周圍以欄桿，每面中間均留通道開門，兩側(cè)對稱布置。前后每側(cè)為二欄相連，側(cè)面每側(cè)則一欄獨立。立柱和欄桿串珠連成，柱桿間長方框內(nèi)夾菱形連珠框，局部鏤空通透。柱頭蓮花，前襯荷葉，桿中增飾如意云頭。

上層為戲臺，正面內(nèi)置寶座，位居中心，四周及兩側(cè)亭樓塑侍女二人、 優(yōu)伶八人。其中兩旁各立侍女，妙齡妓容，頭梳丫髻，身著長衣，手持宮扇， 旁邊服侍 ；廊外兩邊各有一名女子，身段修美，水袖長舞。后背廊中四名女子一排站立，或懷抱撫弦，或掛鼓擊打，或攏琵琶彈弦，或低頭吹蕭。側(cè)樓各有二人站立，使用笛子、笙、夾板、琴等樂器配合演奏。

底層為谷倉，周廊侍衛(wèi)二人、仆人四人，服飾基本相同，頭戴無腳模頭，身穿斜領(lǐng)長衫，腰系長條絳帶。大門兩側(cè)欄內(nèi)，各站一名侍衛(wèi)，身姿筆挺，手握長棒； 左右兩側(cè)各有二侍仆。右側(cè)二人身體前傾，雙臂彎曲，似在抱物。左側(cè)一人臂曲相疊，長巾直掛，一人左手垂下，右手拿盆，等候吩咐。全器十八俑以主人寶座為中心，戲者立于前方，樂人則在背后與兩側(cè)，侍仆立于樓下，分區(qū)清楚，安排有序，寓意墓主在陰間仍然富貴享樂。

谷倉前后側(cè)面多處書寫文字。正中大門青花書寫對聯(lián)一幅，上聯(lián)“禾 黍豐而倉廩實”，下聯(lián)“子孫盛而福祿崇”，橫批“南山寶象莊五谷之倉”。兩側(cè)壁釉里紅書寫文字，豎直排列，左側(cè)“凌氏墓用”，右側(cè)“五谷倉所”。背面寬闊的平板上青花書寫159字墓志一篇。

從青花墓志銘文可知，谷倉主人凌氏，生于前至元三十年二月，死于后至元四年五月，享年四十五周歲。凌氏的祖父凌穎山是景德鎮(zhèn)長薌書院的校長，屬于朝廷命官。凌氏嫁給了擔任揚州路召伯大使的劉文史之子劉炳文。凌氏的祖父和公公均為朝庭命官，兩個家族在景德鎮(zhèn)都頗具影響力。凌氏死后，其家人調(diào)動景德鎮(zhèn)的社會資源，短時間內(nèi)精心燒造出福佑逝者的一批明冥器，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就是其中一件。

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是元代景德鎮(zhèn)瓷業(yè)成就的集大成者，它集青白釉、紅釉、青花、釉里紅四種最重要的高溫釉彩于一器，燒造過程極其不易。據(jù)說，為了給凌氏燒造這件谷倉，家里人傾盡所有，前前后后燒了幾十爐青花釉里紅谷倉，才得到了這一件成品。盡管這件谷倉的柱子是彎曲的，略有瑕疵，但仍然是當之無愧的國寶。

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之造型，前代未見，后世亦無，是目前僅知唯一存世的重檐廡殿頂谷倉，作為元代瓷器雕塑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制作極為精湛，有絕對紀年款識，且為墓葬用品，為研究元代制瓷工藝和社會民俗有著極其重要的史料與研究價值。它被列入2002年國家文物局發(fā)布的《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64件(組)國家一級文物之中，禁止出國出境展覽文物。

八、北宋御仙花金帶板

1978年3月，遂川縣枚江公社蓮溪大隊第一生產(chǎn)隊社員群眾在村郊開荒平地過程中挖掘出一座古墓。經(jīng)文物研究和考證確認該古墓為宋墓，墓主人為北宋郭知章。

郭知章，字明叔，宋朝吉州廬陵郡龍泉縣雩田人。史志記載，其為唐代名將郭子儀的十一世孫，在北宋四朝為官。歷仕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為官四十余年，治平二年進士。初入廣西幕府，后歷任縣令、知州、提點刑獄、監(jiān)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左司諫、工部侍郎、中書舍人、刑部尚書、寶文閣學士、翰林學士、樞密院直學士、顯謨閣直學士，并曾兼知太原府、開封府、鄧州、成都、虔州、京東東路安撫使等職。晚年的郭知章被貶知鄧州、成都、虔州。后來又改知青州，因年老多病而辭歸。朝廷又恢復了他的”顯漠閣直學士，提舉洪州都尉、武功縣開國伯”等封銜。徽宗政和四年，郭知章逝世，享年七十五歲。其至友黃山谷(庭堅)親自為他撰寫了墓志銘。為表彰他為官近半個世紀的功績，皇帝特派當時的吉州知州程祁前往龍泉宣諭祭悼，賜謚”文毅”。諭祭文稱知章”秉賦德性，渾厚淳全。躬自表樹，良吏式宣。臺諫著績，風紀凜然。特立無懼，持之彌堅。”這是對他的最高褒獎。

先秦時期，中華民族就在服裝的腰際束有絲織大帶和革帶，用于懸掛配飾或隨身日用物品。兩晉以前，中原地區(qū)主要使用紋飾繁縟的絲織大腰帶，用帶扣、飾牌在帶端加窄帶系結(jié)。兩晉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使用“蹀躞帶”，后傳入中原，漢人逐漸推廣使用。隋朝服飾悉采“東齊之法”，“蹀躞帶”廣泛使用。唐朝借鑒蹀躞式帶，帝王、后妃、文武百官所服腰帶開始有了制度性的設(shè)計，開始用金、玉、銀來裝飾腰帶，并用之區(qū)別官階等級；同時，革質(zhì)帶已發(fā)展成為官服的一種款式。這種帶制度經(jīng)過宋代的發(fā)展，成為元、明、清官服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條完整的“蹀躞帶”由帶鞓（tīng）、帶扣、帶和帶尾等部分組成。帶鞓，指皮革制的皮帶身，在使用中常用紅黃兩色絲、帛包裹；帶扣，裝有活動扣舌、起連接作用的帶具，多用金屬材質(zhì)制作；帶，釘綴于皮帶表面的片狀飾牌，有金、玉、銀等多種材質(zhì)。上有環(huán)，用于系鞢。“鞢”原指馬鞍上垂下的裝飾皮條，后來用于牧民的腰帶上，以懸掛隨身小工具和物品。因此，“蹀躞帶”又名“鞢帶”；帶尾，又名獺尾、撻尾、鉈尾、插尾或魚尾。裝在革帶末端的護鞘，一頭方，尾梢圓弧。

由其原始形制可知，“蹀躞帶”原本是適應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種服飾，為漢人使用后，發(fā)展成區(qū)分官級的標志，形制也發(fā)生了變化，飾牌上不再使用的環(huán)、鞢，失去了生活實用的功能。精美的帶不再具有實用功能，僅起裝飾作用，其質(zhì)地和數(shù)量已成使用者身份與地位的象征。這種變化主要發(fā)生在唐代中期。北宋建立后，確立了新的官員服帶制度。宋史記載，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等差”。

太平興國三年，宋太宗設(shè)立了專門制造內(nèi)用及賞賜用帶服的文思院。隨后，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制定了宋代特有的官員帶等級制度，以金代玉，將金帶定為最高級官員的主要服帶，并大力優(yōu)寵文臣。此后真宗、仁宗各朝又對此制度加以補充，至宋神宗元豐改制之前，服帶制度已十分詳細、嚴格。不同級別和類型的官員，帶的質(zhì)地、紋飾和重量都有所區(qū)別，帶已經(jīng)有了后代補服的功能。

北宋的御仙花紋金帶板有二十五兩、二十兩、十五兩、十兩四種。郭知章的這條御仙花紋金帶為二十五兩，屬御仙花紋金帶中的最高級別，總重量達943克。金帶板出土時帶鞓已不存，現(xiàn)此套金帶板共13塊，其中方形9塊、桃形銙1塊、尾1塊、帶扣2塊。方形銙：長7厘米、寬6.3厘米、厚1.8厘米；桃形銙：長5.8厘米、寬5.8厘米、厚1.6厘米；尾：長13.5厘米、寬7.5厘米、厚2.6厘米。

整套金帶板金質(zhì)，帶板使用宋代流行的錘揲工藝裝飾高浮雕花卉紋，方形銙、桃形銙與尾銙裝飾御仙花紋。各板花果均為單數(shù)，依據(jù)形狀不同變化分布，果形橢圓高突，果間枝莖圓弧連接且分出葉片。

帶扣版面與扣面裝飾浮雕牡丹紋，帶扣板面在鏨刻錢紋和魚子紋咋上錘揲出淺浮雕的纏枝花卉紋。帶板金色燦爛，形體寬大，紋樣層次分明，立體感強，紋飾富麗堂皇，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

該套帶板紋樣級別高，是目前所見等級最高、時代確切、物主清楚，最為精美的宋代金帶板，對研究宋代政治、服飾制度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故有“宋代第一帶”之稱。

九、四爪團龍紋黃錦袍

1979年12月的一天，江西撫州南城縣農(nóng)民在挖水渠的時候，無意間挖出一具身穿龍袍的男尸，以北斗七星的姿勢躺在楠木棺材里。在接到群眾舉報后，第二年三月江西省文物工作者正式展開搶救性發(fā)掘。經(jīng)發(fā)掘此墓是明代益宣王朱翊鈏與王妃李氏、繼妃孫氏的三人合葬墓。此墓共出土了金、銀、玉、瓷、服飾和織繡等文物450余件，四爪團龍紋黃錦袍便是其中之一。

四爪團龍紋黃錦袍出土時是穿在朱翊鈏的身上的，且在清理朱翊鈏棺木時，朱翊鈏遺體并未腐爛，他腰系玉帶，頸掛念珠，足穿黃錦高筒靴，頭戴琥珀發(fā)冠，且尚有部分頭發(fā)遺存。

四爪團龍紋黃錦袍為黃錦，右衽胡袖，胸、背與兩肩上織有一條四爪龍紋。龍形碩大，頭為側(cè)面形象，位于前胸。前后襟上織有十二條小龍，龍間以如意云紋相隔。龍紋均張口露齒，上唇較厚，兩鬢前飄，圓眼丫角，發(fā)向上后，背有齒脊，身披魚鱗，腳有四爪，肘生長毛。面料高貴，做工精美，金線龍紋，織工細膩，保存良好，色彩燦爛，再現(xiàn)了明代藩王的奢侈華貴生活。雖然龍袍胸部，背部與兩肩上各織有一條四爪龍紋，符合親王規(guī)制，但專家發(fā)現(xiàn)此袍前后襟上織有十二條小龍，為十二章紋，有越制的嫌疑。這是為什么呢？

朱翊鈏為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萬歷皇帝朱翊鈞堂哥，也是明朝第四代益王，封地在建昌府即今天的江西南城。

朱翊鈏的曾祖父（第一代益王）朱祐檳是明世宗朱厚熜生父，即明睿宗朱祐杬的弟弟。1521年4月，明武宗朱厚照駕崩，享年31歲，由于朱厚照無子，且沒有同父兄弟在世，因此只能從父親明孝宗朱佑樘活著的兄弟中選擇繼承人。當時在符合繼承條件的只有兩人，一個為朱厚照叔父，即益王朱祐檳；另一個就是朱厚照堂弟，即當時還是興王的朱厚熜。這兩人的區(qū)別在于，朱祐檳是祐字輩最年長的，時年42歲，朱厚熜則是厚字輩最年長的，時年15歲。但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與張?zhí)髤s認為，如果是朱祐檳即位，等于宣告明孝宗這一支絕后，若選擇朱厚熜即位，可以把他過繼給明孝宗，然后算作兄終弟及，這樣更加名正言順，況且朱厚熜年齡也不大，利于培養(yǎng)。

朱厚熜即位后，在嘉靖十五年前都沒有生育，為了防止出現(xiàn)突發(fā)意外，朱祐檳被立為明朝皇位的推定繼承人。此外為了延續(xù)王室的血脈，朱翊鈏祖父朱厚炫一度還被過繼給嘉靖生父朱祐杬，準備繼承興王王位，但最后由于嘉靖本人想追封父親為皇帝才不了了之。

盡管益王朱祐檳家族與皇位無緣，但從明世宗開始，明穆宗朱載坖和萬歷皇帝都對歷代益王賞賜有加。1603年朱翊鈏病逝，享年67歲，萬歷皇帝給他上謚號為宣，下旨輟朝三天，并派大理寺左少卿張嗚岡和尚寶司司丞葉茂才等人前往建昌府致祭和監(jiān)修王陵，王皇后，太子朱常洛和在京文武百官則前往紫禁城致祭，給予了極大禮遇。所以朱翊鈏墓出現(xiàn)越制的文物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朱翊鈏在位二十四年，與民同樂，自號潢南道人。發(fā)掘結(jié)束以后，朱翊鈏等人遺體均被火化，墓室原址也被回填，但出土文物被帶回江西省博物館，成為研究明朝江西藩王的珍貴實物資料。明代袍服存世稀少，皇家袍服罕見，此袍保存完好，制作精美，是研究明代皇家輿服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另外，該袍做工講究，工藝復雜，集紡織、染印、縫制、繡織等多種工藝于一身，是目前明代皇家服飾最為精美者之一。

十、張?zhí)鞄燒埣~白玉印

張?zhí)鞄燒埣~白玉印為元代文物，玉印通高6.4厘米、邊長12.3厘米，重972克。玉印為青白玉質(zhì)，潔白瑩潤。

印鈕為一蹲踞觸角螭龍，翻唇露齒，眉須后拂，腿毛翻卷長飄，尾作分丫魚尾狀，雕琢精細，生動傳神。

印面陽文九疊篆體六字“陽平治都功印”。九疊篆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篆書，原本是一種流行于宋代的官印字體，主要用于印章鐫刻，其筆畫折疊堆曲，均勻?qū)ΨQ。這種篆刻別體的最大特點集中在筆劃處，給人的第一直觀感覺是筆劃折疊均勻，筆劃布局呈正方形，填滿印面。用九疊篆形式刻制印章，以朱文的凸出九疊筆劃特征，藝術(shù)效果獨特，九疊篆盛行于宋、元、明，一直延續(xù)至今。宋元時期因為朝廷尊奉，道教盛極，其法印文字多采用疊篆，寓意道教法力無邊，能鎮(zhèn)鬼驅(qū)魔，號令天下，給人以神秘感。據(jù)考證，印文“陽平”指四川省青林縣陽平山，居道教“二十四治”管理中心之首；“治”是道家從事法事活動的場所；“都功”為治中職事，即道教的首領(lǐng)。

張?zhí)鞄燒埣~白玉印為龍虎山天師府法物中極為重要的一枚法印，為歷代天師襲用。張?zhí)鞄熓堑澜虅?chuàng)始人張陵及其后代世襲嗣教者的通稱。張道陵，字輔漢，原名張陵，相傳張道陵為西漢開國功臣張良的第八世孫，漢光武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東漢豐縣阿房村，為道教創(chuàng)始人。因其最初創(chuàng)立的五斗米道又稱天師道，故又稱張?zhí)鞄煛埖懒隇樘鞄熍傻谝淮鞄煟栽诘澜讨斜蛔馂樽嫣鞄煛Ｌ鞄熉毼坏睦^承采用世襲嗣教制度，祖天師化去后，由兒子張衡接任，史稱嗣天師。張衡化去后，又由子張魯接任，是為系天師。到了第四代孫張盛時，回歸遷居江西鷹潭龍虎山，子孫世傳其業(yè)，一般稱第幾代天師，統(tǒng)稱張?zhí)鞄煛Ｌ鞄熤粋髁?3代，歷代天師都由中央政權(quán)敇封。

上世紀30年代，江西貴溪上清鎮(zhèn)的嗣漢天師府院大宅梁，樓閣林立，龍柱金壁，雕梁畫棟，是歷代張?zhí)鞄煹淖∷ＺM東北革命根據(jù)地某部紅軍干部馮指揮奉命帶兵前往天師府這座“封建堡壘”去捉拿頭目張?zhí)鞄煟谕砩蠋ьI(lǐng)戰(zhàn)士沖進天師府，但到處不見張?zhí)鞄煹嫩櫽埃瑩?jù)道徒說：“天師已經(jīng)預卜知道你們今晚會來，因此在下午就走了，他沒有說到何處去。”戰(zhàn)士當然不會相信這番謊話，仍然繼續(xù)搜尋，雖然沒有捉到張?zhí)鞄煟谒》坷锊檎业搅诉@枚玉印，于是便收繳交給馮指揮。馮指揮帶領(lǐng)戰(zhàn)士返回復命時，剛到駐地就接到上級緊急命令，趕赴江西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一帶抵抗國民黨粵軍的進攻。1934年江西南大門失守，馮指揮的部隊又奉命北上，臨行前他將這枚玉印交給隨軍妻子鄭若蘭，并囑其妻子和女兒待在筠門嶺，說等到革命勝利后再回來接她們，可是一年后便傳來了馮指揮在武漢英勇犧牲的消息。玉印幾經(jīng)傳承后南昌省長聽聞下令收繳。馮妻后來經(jīng)人介紹與筠門嶺朱忠萬（又名朱干民）結(jié)婚，生有幾個孩子，于1945年病故。新中國成立后，馮家派人來筠門嶺找到烈士之女馮玉霖并將其接回南昌。1950年10月間，馮玉霖在省人民政府看望她父親的老領(lǐng)導邵式平省長時，說了張?zhí)鞄熡裼×髀湓跁脑敿毥?jīng)過。邵省長獲悉后十分重視，當即下達一道手令，囑寧都專區(qū)專員朱開銓立即收繳玉印送省。接到省長手令后，寧都專區(qū)下發(fā)“民字第338號訓令”至會昌縣人民政府，訓令內(nèi)容為：“據(jù)烈屬馮玉霖報稱，張?zhí)鞄熡裼÷溆跁旄擅袷种校杆僮防U為要。”縣政府迅即派員至筠門嶺區(qū)政府，配合區(qū)委書記朱彰等同志一道前往朱家查詢，朱氏后人朱維禎深明大義，很爽快地交出了玉印，終使寶物完璧歸趙。幾天后，縣政府擬就呈文并派人專程將玉印送交至寧都專區(qū)，專員辦公室主任萬祝君收到玉印后又親自呈送邵式平省長，省政府給寧都專區(qū)開具了收據(jù)。后來邵省長病重時，將玉印交給其親屬，并反復叮囑一定要將這件“國寶”上交給國家，于是玉印便被送到了博物館。

張?zhí)鞄熡裼v經(jīng)歲月滄桑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到今天，成了江西省博的珍貴藏品。此印玉質(zhì)溫潤、雕琢精美、印文規(guī)整、工藝細致，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shù)和科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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